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积极开展了生命科学的基础课“植物学”的教材建设，在1995年我们在研究“面向21世纪生物专业植物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课题的结论中，明确提出了将传统的《植物学》改为《植物生物学》课程的建议，同时还初步拟定了《植物生物学》教材的内容大纲。1997年我们又在原国家教委立项，正式承担“九五”新教材《植物生物学》的编写任务，经过两年的努力，于1999年11月正式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教材也同时被批准列入“面向2l世纪课程教材”。一个新知识体系的《植物生物学》的面世，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迅速得到了全国许多高等院校师生的肯定、赞同、支持和使用。据不完全了解，全国有几十所不同类型的大学使用该教材，包括综合大学、师范院校、农林业院校等。其中大多为高校理科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班学生使用，发行量在国内相同教材中位居榜首，影响最大。4年多的时间内，发行量高达4万余册。2003年我们又获准在教育部“十五”教材建设立项，修订《植物生物学》教材，在“坚持改革，重视基础，取其精华，加强综合，反映植物科学新进展，强化培养学生的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思想指导下，2004年9月作为国家级“十五”规划教材的第二版《植物生物学》又出版了，使用的学校又有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作为教学参考书使用的学校更为广泛，充分显示出了它的生命力。该教材版次更新期之短，在我国植物学教材建设史上可以说是从来没有的。几年来该教材在提高植物学教学质量，推动植物学教学改革和生命科学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0年、2002年和2004年先后3次获得北京师范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优秀教材一等奖。2004年又立项为北京市精品教材。
　　我们编写的《植物生物学》教材与传统的《植物学》教材相比又有什么变化呢?概括说，就是建构了新的综合的知识框架体系，优化了基础知识的精华，进行了知识更新，突出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编写形式上实现了突破与创新，在教材建设目标上体现创新性人才培养。
　　《植物生物学》新教材之所以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主要原因是坚持了教材建设的正确指导思想，把握了教材建设的一些重要准则，体现了新的教育理念，正确处理了教材编写中的一些重要关系，突出了教材的特色。下面将重点对如何把握《植物生物学》基础课教材编写中的一些准则和如何处理基础与更新等一些重要关系的问题谈谈我们的做法和体会。
　　
　　一、必须准确把握《植物生物学》教材的基础课性质
　　
　　把握教材的性质和地位是编写创新性教材的前提。高校的课程有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等不同类型。基础课是该专业学生必须要学习和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同时也是为其后续课程的学习(包括后续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奠定必要的基础。因此，对于基础课教材的基本要求必须有比较宽厚扎实的基础知识，而不要求过专过细。如果过度地追求高新尖，过度削弱基础知识，将会偏离教学的目标方向。特别是在当前分子生物学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过多强调分子水平的内容，而忽视基础知识重要性的倾向。实际上，在国内出版的教材中就出现过这种失误。我们应当认真记取。
　　植物生物学课程是生命科学类专业的基础课，它的教学目标就是使生命科学专业的学生具备必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的生物学知识素养，同时，为学习生命科学相关后续课程如植物发育学、遗传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生态学、植物分类学、藻类学、环境生物学、植物细胞学、植物资源学、植物分子生物学等奠定必要的基础。我们准确地把握了《植物生物学》基础课的性质和地位。
　　但是重视基础并不等于全盘将几百年来所有的植物学基础知识都保留在教材中，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要精心筛选，必须把那些陈旧的、过时的，以及相对简单次要的内容删去。这样的基础知识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基础。我们编写的《植物生物学》教材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保留了植物的类群和植物分类的基本内容。实践证明，我们对教材性质和地位的把握是正确的，因而得到了师生的认可。
　　
　　二、必须吸取新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建立新的《植物生物学》知识体系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新的思想和观念也在不断地产生。同样，高等教育和教学改革方面也是如此，其中在知识结构上加强综合的思想就是目前国际国内突出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新理念。我们认为这在21世纪创新性人才的培养上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基础知识上，加强综合基础知识有利于发展学生的多向思维，有利于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我们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对传统的植物学知识体系进行了大的改革，突破了传统的植物学框架体系。
　　我们既根据知识的内在联系，又根据人的思维发展和现代教育理念，同时又考虑各种植物科学相关知识的关系和课程设置，大胆地改革了传统的植物学知识框架体系，重新建立了综合的植物生物学知识体系，主要是把植物的细胞、形态结构、生长发育、水分和营养物质的吸收、运输、代谢，光合作用、植物的生长发育的调控融合在一本教材中，使学生在学习植物的形态结构的同时，就了解了结构与功能的关系，这不仅缩短了学生学习植物的形态结构与学习植物生理功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思维方式上体现了多向综合思维的能力。此外，我们还适当地介绍了有关植物生态学和植物资源学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
　　其实，《植物生物学》的综合知识框架体系并不是我们的首创，且不说20世纪80年代初周纪纶等就翻译了一本由托马斯L．罗斯特等著的《植物生物学》，该书当时已经引起了我国许多植物学教师的思考和重视，有些专业还用此教材上了课进行实际探索。我国的王凯基也编写了《植物生物学》。但是，由于我国过去使用教材管理过死，以及当时的教材还不够完善，不太符合教学要求。再者，人们的认识也不明确，所以没有能够得到认可和实践。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的《植物生物学》教材越来越多，有些教材，如Raran PH等编写的Biology of Plant已经在国际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并频频更新版次。我们正是在研究分析国内外各种教材的基础上，吸取了它们的精华和优点，贯彻加强综合的新教育思想和新理念，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大胆地改革了我国保持了几十年的旧植物学知识体系，建立了新的综合的知识体系，这既是对我国植物学教材建设的创新，也是与国际上新思想的接轨。
　　
　　三、必须把握突出教材的“新”，同时要正确把握“新”的“度”
　　
　　现在，植物科学和其他生命科学一样都在快速地发展，新的成果层出不穷。那么，基础课和基础课的教材要不要体现“新”呢?如果需要，又应当如何把握“新”的度呢?我们认为基础课和基础课教材肯定要体现“新”，基础课和基础课教材必须与时俱进，必须不断地进行知识更新。只有更新的基础知识才是更为科学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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