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人类对土地的开垦和扩张、荒漠化、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过度利用与消费、生物入侵、规模化农业生产……生物多样性消失的原因有很多。

　　“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负责人马敬能（John MacKinnon）认为，中国自然保护区遇到的最大威胁来自于焚林、伐薪和过度放牧。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国联络处高级项目官员魏娟对本报记者分析，30年来，一方面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但另一方面，自然资源被蚕食鲸吞。大规模无序的水电开发，湿地、森林、草场、海洋的破坏性利用，无一不在挤压原生态的自然空间，而这正是生物多样性赖以存在的基础。自然空间被挤压，一些物种的栖息地越来越少，并被人为地割裂成片段，互相之间并无连通，这对物种的繁衍、生存都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于广志提到，有些保护区在规划时未兼顾其他功能需求，有些部门之间就同一区域的规划甚至是矛盾的。

　　而一些保护区虽然已经建立，但基础设施薄弱，人员专业性不足，保护区不能完全实现有效管理。有的珍稀动物栖息地“戴好几顶帽子”，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等功能发生冲突，而管理者往往更看重短期经济效益，漠视生态效益。“有的保护区工作人员动机不对，通过保护区里的资源谋取私利”，马敬能说，有些地方政府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执行能力是不够的。

　　在中科院动物所副研究员、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中国项目主任解焱看来，野生动物保护要从管理体制上进行完善。以行政区划的角度对珍稀动物栖息地进行划分是有待逾越的一道关隘。比如，1只野生虎需要的栖息地面积是450平方公里，因此“想保护野生虎，就决不是单纯的几个保护区的问题，需要旅游、教育、农村、环境等部门都来参与保护，”“生命是不认识行政边界的”，解焱说。

　　魏娟说，在意识普及方面，虽然中国是最早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官方和一些研究机构也一直在进行相关工作，但普通民众对生物多样性的认知还是凤毛麟角。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学者都表示，保护生物多样性与发展经济并不矛盾，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应放到更为长远和宽泛的范畴评价其价值和意义，保持资源的适度利用是为了更长久的可持续发展，而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国际国内也已有一些较好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