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誉为“植物电脑”
　　他改变了中国植物由国外学者命名的历史
　　他就是2007年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
　　
　　2008年1月8日，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获得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图1)。
　　
　　
　　（1）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为吴征镒颁奖
　　
　　91岁高龄的吴征镒先生是中国植物分类学、植物区系地理学、植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植物资源研究的权威学者。
　　主持人: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吴征镒:我只是尽了一个植物学家、一个中国公民应尽的责任，我没有辜负国家和民族。
　　吴老从事植物学研究逾60年，因为他的努力，中国的植物学研究获得了世界性的认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历时45年完成的《中国植物志》。
　　主持人:您能不能通俗地解释一下，《中国植物志》是一部怎样的书？
　　吴征镒:《中国植物志》就是把中国所有的植物按照一定的系统排列，分科分属，按照一定的形态标准把它分清楚。比如栽培稻和野生稻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样的联系？
　　主持人:是不是相当于植物的户口本？
　　吴征镒:“人口簿”。每个植物分布在中国的哪些地方，世界的哪些地方，它有哪些用途，从它的亲缘关系、系统发育能够找出与它有关的植物，就好像找到我了，也找到我的兄弟，找到我的亲属一样。
　　《中国植物志》基本摸清了中国所有植物的家底，是未来我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以及科学利用植物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中国植物志》的编纂工作从1959年启动，到2005年完成出版。全书共80卷126册， 5000万字，5000余幅图。吴征镒于1987年起担任该书主编，在他担任主编期间，出版了其中的54卷82册，为《中国植物志》的编写做出了主要贡献。
　　主持人:这本书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吴征镒:就是建立了中国的植物宝库。
　　主持人:这本书一共收入多少种植物？
　　吴征镒:3万多种，300多科，3000多属，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志。
　　主持人:这3万多种植物您都能记住吗？
　　吴征镒:不敢说，其中大部分有用的、常见的，我能记住一大半。
　　主持人:大家都说您是植物电脑。
　　吴征镒:我90多岁了，几十年不断积累，可以说比较起来我比别人多吃几颗盐，多过几条河而已。
　　如果说，渊博的植物学知识是吴征镒几十年来学术积累的结果，那么他对植物的喜爱，则多少带有几分天性。
　　1916年，吴征镒出生在江苏扬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吴家是扬州古城的一个传奇，一家出了3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兄弟，他们分别是，著名寄生虫病专家吴征鉴、著名物理化学家吴征铠和植物学家吴征镒。吴征镒在3兄弟中年龄最小，出生后深得祖父吴筠孙的喜欢。但不久祖父突发脑溢血去世，迷信鬼神的祖母认为吴征镒的降生给家里带来了晦气，从此见了他就生气。排行最小的他跟哥哥们又玩不到一起，因此家门前的花园就成了他儿时的“乐园”。
　　主持人:您从小就特别喜欢植物是吧？
　　吴征镒: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孤独，我们家对面有一个大花园，我经常一个人到里头去玩。里面一大片孟宗竹林，我觉得这种竹子很神奇，因为它长得很快，特别是在春天雨后，所谓雨后春笋，差不多一上午就长得有我这样高了。
　　对植物的浓厚兴趣让吴征镒慢慢地学会了解剖植物、采集和制作标本。1933年，吴征镒报考大学时，毫不犹豫地填报了清华大学生物系。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一门近代科学——植物学。
　　吴征镒:我碰到两位老师，一位叫吴韫珍，他教书非常认真，上课之前黑板上就写满了，要早半个钟头去抄黑板。另外一位叫李继侗，他是耶鲁大学林学博士，他带我们到野外去观察植物，采集标本，使我对植物又有进一步的认识。
　　这两位恩师是吴征镒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引路人。吴征镒大学毕业那年，抗日战争爆发，他跟随老师李继侗从长沙步行至昆明，成为西南联大生物系的助教。
　　主持人:您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是第一次接触到云南的植物。
　　吴征镒:此前就知道云南的植物很丰富，但那时我没有机会到云南。我跟着李继侗老师到了云南，才第一次看到云南的植物。
　　云南是我国植被最丰富的省份，植物种类占全国植物种类的一半以上。到昆明不久，吴征镒参加了滇西南考察团，沿着滇缅公路，用1年的时间横穿云南进行考察。这次考察让吴征镒大开眼界，他在回忆文章《九十自述》中写道：“这一年来的横贯云南之行，向刚22岁的我提出了弄清楚云南植物分类，从而弄清楚全国植物种类的问题，为日后致力于《云南植物志》和全国植物志的课题打下了思想认识基础。……从而更加坚定了我的终身志向，一定要立足云南，放眼中国和世界植物的宏图大愿。”
　　然而，远大的志向在现实中却显得非常脆弱。
　　战乱中，文献资料十分有限，到野外考察的机会也常常因缺少经费而搁浅。吴征镒的宏图大志几乎看不到实现的可能。
　　但让人钦佩的是，困守昆明的吴征镒从1939年起，用10年时间对照植物的模式照片，制作了3万张卡片(图3)。
　　
　　
　　
　　（2） 图组：吴征镒制作的珍贵卡片：（上图）卡片正面的植物照片；（下图）卡片背面记载的相关文献
　　
　　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吴征镒在标本室的煤油灯下所做的这项工作堪称伟大。因为有了他整理的这些卡片，才使1950年以前关于中国植物的文献记载和相关资料不至于缺失；也正因为有了这3万张卡片，若干年后我国的植物分类研究以及《中国植物志》的编写才有了最重要的基础资料。
　　1955年，39岁的吴征镒当选为我国第一批学部委员。那时他是中国科学院党支部书记、北京植物研究所副所长。但3年后，他做出了一个让大家吃惊的决定——举家迁往云南。
　　主持人:您为什么要离开北京去云南？
　　吴征镒:我觉得古北大陆、古地中海、古南大陆的古代植物，都汇集在云南，这是一块研究植物的宝地。同时，北京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的许多所已经基本安排好了，我的责任已经尽到，我就请求到云南安身立命。
　　作为当时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吴征镒认为只有在学术上做更多的工作，才对得起学部委员这个头衔。于是，他选择了到植物种类繁多的云南工作（图4）。
　　
　　
　　（3） 吴征镒全身心投入到植物的科学研究
　　
　　吴征镒:到云南专心致力于植物分类的工作，要利用植物，必须首先认识植物，否则很难进一步去研究它。
　　吴征镒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亲笔题写的所训是“原本山川， 极命草木”。意思是山川是载体，应尽力认识它上面生长的植物。
　　对于吴征镒来说，倾注了他一生心血的植物学研究不仅是他自己安身立命的事业，更是他继承恩师遗志，实现科技强国梦想的使命。正因为这样，即使在“文革”期间，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分配到锅炉房烧开水，仍然念念不忘科研工作。那时，全国正兴起利用中草药热潮，各地出了很多关于药用植物的小册子。但由于没有科学的考据和规范的整理，植物名称和用途说明很混乱，极易导致错用和乱用。吴征镒决定将我国民间常用的中草药植物一一进行科学考证。
　　主持人:那时您在锅炉房烧锅炉，写东西有参考资料吗？都是凭记忆吧？
　　吴征镒:因为我多年研究《本草纲目》，里面记载的两三千种药用植物，我能记得它的名字、形象、产地和用途等。
　　吴征镒在锅炉房里边烧开水边做研究，记下了密密麻麻的4大本笔记。“文革”结束后，他根据这4本笔记出版了《新华本草纲要》，成为研究我国药用植物的重要参考资料。
　　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吴征镒迎来了学术生涯的春天。1976年，60岁的吴征镒两次到青藏高原进行科学考察，1982年，66岁的他又穿越祁连山考察新疆戈壁和草原植被； 1986年，70岁的吴征镒又赴黄龙寺、九寨沟、神农架等地进行考察；直到1997年，81岁的吴征镒到台湾考察之后，国内的植物考察工作才基本结束（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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