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汪劲武，1928年5月生于湖南长沙，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1951年进入北京大学生物学系，1954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长期从事植物分类学的教学、科研与科普工作。

我已经93岁了，我的一生中尤其在北京大学的70年中，与植物分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挑选了我从童年时代至90岁中间的重要事件进行叙述，也是对我在北京大学近70年的回顾。

与植物结缘

我的童年是幸福的。12岁以前我在长沙农村念小学，除了上学以外，几乎天天接触自然界的植物。春天，映山红(杜鹃花)开了，好似把满山坡都染成了红色，我常去采几枝映山红拿回家插在瓶子中欣赏。有一年忽然在一片红色杜鹃花中发现一株开黄花的植物，花朵大一点，我便摘了一枝带回家，家里人却告诉我那是“老虎花”，有毒。后来我知道它也是杜鹃花的一种，但植物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秋天，山上的毛栗熟了，这栗子与北方的板栗极像，外面的壳也是有硬刺的，手不可碰。里面的栗子比板栗小多了，只有手指头大，但果肉十分嫩甜好吃。秋天的山上还有苦槠，它无尖刺，也是一种坚果，圆圆的，比较小，放火中煨一下，去了皮就可以吃，味道还不错。那时年幼，我觉得在山上有看的有吃的，心里十分高兴，对大自然界的植物产生了美好的感情。小学毕业时，我已认识了几十种野生植物，虽只能说地方名，完全没有植物分类学的概念，但心中仍十分高兴，我对自然界的植物产生好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由于日本的侵略，我们全家从长沙逃难到桂林，住在桂林东郊瑶山，生活苦不堪言。在瑶山荒野，我见到了一种奇怪的植物，这是一种灌木，有1—2米高，秋天枝头上结了好多深紫色的小果子，有手指那么大，果汁特多，放到嘴中尝一尝有甜味。当地老百姓说这种果子叫“逃军粮”，当兵的无粮时可吃，老百姓逃难时也可充饥。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植物的学名叫“桃金娘”。这种甜甜的小果子点缀了当时辛苦的生活，也让我相信多认识植物是有用的，这是我逃难中的最大收获。

学习植物分类学

抗战时家里没钱供我上学，我只好失学在家，但我心中从没放弃升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第二年我跟着父亲回到长沙，考入当地有名的长郡中学念高中。为了能够顺利考上大学，高中三年，我刻苦学习。因为当时数学对考大学影响较大，我对高等代数和几何学的学习尤其认真，花了许多时间做数学题。这一时期只能将植物分类置之脑外了，但我对它的热爱却一点儿没有减少。

为实现理想，1950年我报考了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生物学系。报生物学，就是为了继续学习植物分类学。功夫不负有心人，两所学校都录取了我。当时听说清华名教授多，我想生物学系应该也不例外，我便决定进入清华大学生物学系学习。念了一年，学校告诉我植物学教授仅一人，而且不是植物分类学专业的。为了学习自己喜欢的植物分类学，1951年我转学到北京大学。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又困难重重。由于美国控制橡胶不让中国进口，我国决定自力更生种植橡胶树。根据气候条件，只有在海南岛和广东近海处才可种橡胶，于是在1952年春，林业部选调北大植物学系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参加广东南部沿海地带和海南岛的生荒地调查，做橡胶树种植的前期工作。我参加了这项工作，负责记录荒地上的野生植物。可我到了那里，方知认识的南方植物太少，只好将采集到的样本编上号，再待查考。当时我想：如果认识足够多的植物，随手能写出名字，就省时多了。这在我脑海里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1953年暑假，为了抓紧时间学习，我没有回家。那年北京医学院学生选北大为暑假休息地，住在北大一教的楼上。饭后学生们逛校园，请生物学系派老师指导一下。正值假期无人，系里要我去当老师，我去了花房，带这批学生认识盆景。当我介绍到芦荟时，引起了医学生们极大的兴趣。一个学生说他们在学校听老师讲苏联先进经验“组织疗法”时，要用上芦荟这种植物，可是老师光讲道理，芦荟什么样子，也没个标本看看，今天见到了植物芦荟高兴极了。这件事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认识植物，并且能将植物知识教给更多的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从那以后，我更加下定决心好好学习植物分类学。

四年级有一门分类学课，由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专家讲授，我暗下决心争取考满分。有了这个决心，就得想办法克服植物种类难记的困难。老师说，要重视所学的“植物科”，记科的重要特征就可以了。我便用一扎白纸条，每条正面写科名，背面写几条该科的重要特征。如豆科：“莫忘豆科有荚果，好看花冠为蝶形，两体雄蕊最突出，豌豆槐树是代表。”我将纸条每科一条扎成一捆，放在自己的口袋中，以便随时掏出来看和记忆。中午12点午饭，如果去饭厅门尚未开，我就在外面拿出纸条看、念、记，开大会前人员入场时段也掏出纸条来看，甚至上厕所时也会念，总之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记忆。去校园看活植物也是我的记忆方法。到了期末，考试采用苏联5分制(满分为5分即优秀)，考生抽签抽到什么题目就先做一小时，再到台前对老师陈述答案。我由于记得熟，回答自如且正确，主考老师给了我5分，我内心十分满意。

走上植物分类学的讲台

1954年9月我毕业后留在生物学系植物专业，专门从事植物分类学的教学工作。那时植物学为全系必修，有为期半年的种子植物分类学课由我任教，我心中虽高兴，但仍有些紧张。教研室安排了我第一次试讲，教研室老师都来听，提了些意见，增强了我的信心。

我记得讲了几次课后，自己渐渐自然些了，不那么紧张了。但学生仍不断反映，此课需要记忆大量内容，不好学。我又想了办法，不照以前传统的只讲植物特征，而是用生动活泼的形式激发起学生听课的兴趣。记得一次讲课时，讲到香椿和臭椿属于两个不同科的树木，我找了个故事穿插其中。故事说，有一个皇帝在宫中住久了想去农村散散心，到了一个农家，老大娘想：皇上来了怎么接待啊？就从屋后香椿树上摘了些嫩芽叶，洗净后用来和鸡蛋一起炒着给皇上吃，皇上吃了赞不绝口，就问怎么做的菜。老大娘告知是香椿树的嫩芽叶和鸡蛋炒的，香椿幼叶有浓香。皇帝听了很高兴，要给香椿树挂个树牌名为“树王”。皇帝拿了树牌，见一株挺拔的树似为香椿，就将牌子挂在树干上了。原来皇帝分不清香椿、臭椿，把牌子错挂在臭椿树干上了。臭椿有了树王牌子，树干挺直，显得英俊，而不远处的香椿树生了气，气得树干条裂了。就这样，我们今天可见香椿树干是条裂的，而臭椿树干不条裂且很硬实。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两树的不同。

多年以后，大约是20世纪50年代末就读的一班学生在90年代回校聚会时，邀请我参加。我一到场，两个学生立即走到我面前说：“老师，您当年教我们香椿、臭椿的区别时特意讲了个故事。”他们至今还记得其区别。从此我也受到启发，讲课要生动，学生才易接受。

我知道，要想讲好课，基本功一定要扎实，要认识更多的植物，因此我也常去野外。1956年夏教研室来了四位南开大学的同行，我们一起去北京远郊的百花山看山地植物。当达到1300米的地带时，一种奇异盛开的花吸引了我们。这花是蓝色的，有4个如锚状的尖角，尾部有龙胆科的花锚，引来大家一阵赞叹，南开大学一位老师说：“百花山真是名不虚传啊。”这一次我们采集了不少标本回学校。

后来在野外实习时，我又带学生去了北京郊区的另一高山——东灵山。一直爬到2000米高的一个长满草木的山坡，见到一个多刺硬落木，属于豆科，名叫“鬼见愁”，人也不敢碰；又见到很多属于毛茛科的金莲花，花是黄色的，很美丽；还有其他很多花草，让人感到目不暇接。我深感多去山区才会认识更多的植物，自此一有机会我就入山。

植物分类学科普

我喜欢植物分类，也想要广泛传播植物分类学的知识，但单单靠课堂讲授，影响有限，于是就想写些植物科普文章，刊载在报纸上或者编成图书。最开始，我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北京的树木花草》一文。后来大约是1962—1964年间，我陆续在《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上，写了不少的短文介绍植物，如《北京春天的花木》《树木中的四大金刚》《榴梿和它的传说》等。由于短文写得不少，《北京晚报》有个编辑来北大找到了我，他说：“你的文章很好，符合我们副刊的要求。”这话给了我鼓舞，后来又写了不少篇。但是一写科普文章，我就深感自己的文学功底不足，于是又花时间去学习名家的文章和科普作品。

1964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书，此书篇幅不长，不到4万字，书名叫《树木花草的识别》，初版印刷4万多册。关于这本书的写作，我下了不少功夫。特别是标题要生动，文字也要生动活泼。比如我在书中写稗草，这种杂草混入稻田，我就起了标题“鱼目混珠的稗草”；又写了与谷子相混的植物谷莠子(狗尾草)，用的标题是“谷莠子——稻田里的隐身人”。后来有一次我去新街口的新华书店打听此书时，店员说已卖光了。这才知此书受到了读者欢迎，自己感觉受到了很大鼓励。后来我又陆续写了几本书，读者反馈都不错。

我写书时还注意不写读者不懂的生僻字，不写难懂的古文句子，既让读者较顺畅地读懂书中的意思，又不降低书的水平。随后我又写了《少年趣味植物学》《常见野花》《常见树木》，其中《常见野花》的读者数量最多。

我在教和学的过程中，一直朝一个方向努力，深深体会到学无止境，植物分类知识无尽，自己要多学多用，不可懈怠。我在努力写书时，一直未停止思考。由于不断构思，我又想到写本《植物的识别》。《植物的识别》一书，我花了不少时间写了很多前人的故事，不少人为该书提供了扫描图片。书出版以后，很多人都喜欢读。2012年，该书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评为优秀图书，后来还被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纳入了“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之中。

2015年我写了《草木伴人生》一书，从衣食住行各方面谈植物与人生的关系，这与写植物分类的书有所不同，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耄耋之年再登植物分类学讲台

2018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找我，说想请我讲一门公开课，叫作“中国草木植物讲堂”。但是这门课又不能像大学那样采取传统的讲法，而要用通俗的语言讲出来，还要把植物讲活，内容里有故事、古诗或者传说，让观看者有兴趣。课程随讲随录，共有50个学时。由于怕我身体支持不了，最初考虑每次讲1小时，每周讲1次。我一想：如果要讲50次，那就差不多需要一整年的时间，到时我已经90岁了，能行吗？考虑再三，我下定决心开讲，但是我希望不要拖太久，每周讲2次，每次2个小时，这样一共25次，半年之内就能搞定。幸好我的身体争气，不到半年就完成工作，每周讲了2次或者3次，身体居然也平安无事。

50个学时的课程中，我讲了一些重要的科和一部分重要的植物品种，知识点甚至比大学专业课还多，后来录像经过出版社同志的细心修改整理，得以公开播放，我觉得这对植物分类学的科普化来说，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汪劲武

我参加这些工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写书：2018年10月我的又一本书《常见植物识别与鉴赏》出版了，全书共30万字。在写法上有所改进：植物的名字放在一句话中，这句话说明该植物的一个重要特征；第一小段的几句话介绍该植物的重要特征，再下一段才是全部的特征。这本书介绍植物是从乔木到落木，草本植物是从单叶到复叶，接着是对生、轮生或互生，再说叶片全缘或者有锯齿，然后写花序是什么花序，花的形态、颜色，最后写花结什么果实，果的性质、结构、种子等特点。另外，选择部分重点植物，加入传说故事、诗歌等，力求合情合理。这种写法也是我第一次尝试。

我手上尚未出版但已经交稿的书还有两本，一本是写北大校园植物的书《燕园植物记》，另一本暂定名为《汪先生的植物笔记》，应该很快就会出版。还有一本字数较多的书，也在进行中。目前，我出版的书已经有10余种了。我现在还在整理资料，多看书，希望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可以一直学习下去。

谢谢你，北京大学

回首往事，感想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北京大学，我将一事无成。”是北京大学培育了我，给我创造了学习的环境和好风气，使我在业务上有了较满意的成长。没有北大，我不会取得今天的成绩。

北大浓厚的学术氛围，让你意识到学无止境，必须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只要你自觉学习，北大也会帮助你快速成长。这是多么好的学习环境，我庆幸自己进了北大。

我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还是十分愿意在这里刻苦学习下去。我要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才对得起北京大学对我的培养和希望！

谢谢你，北京大学！

信息来源： 离退休工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