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学界“泰斗”吴征镒:一枝一叶总关情
2008/9/1 来源:黄河黄土黄种人 作者:左 赞


  竹兰吐瑞,寒菊弥坚。在文人骚客的笔下,植物总是最多情的。在这多情的植物王国里,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吴征镒孜孜以求70余载,寻芳踪、定学名、熟习性、推演化、合理利用,为现代植物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做出了卓越贡献,为我国的植物分类学、植物区系地理学、植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和植物资源的合理利用等做出了基础性、前瞻性、开拓性和战略性的杰出贡献,被推崇为我国植物学界的“泰斗”。
  今年年初,这位一生与草木打交道的科学家,凭借对植物学研究的卓越贡献,登上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
  
  为一草一木建立户口本
  
  2005年3月31日,对于中国植物学界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当日,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陈竺院士对外宣布:80卷126册《中国植物志》全部编辑完成!陈竺这样评价《中国植物志》:“《中国植物志》收载植物种类和所含卷册之多,总体编研水平之高,世界罕见,是我国近百年来第一部最全面、最系统的全国植物志。”
  而中科院资深院士、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就是《中国植物志》的最后一任主编,他领导的这次编纂,摸清了中国植物的家底,为神州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建立了“户口本”,意义非凡。在这部历经半个世纪才完成的植物学巨著中,吴征镒完成了全套著作2/3以上的编纂研究任务,并重点完成了一些大科、难科的研究。无怪乎人们评价——“吴征镒在《中国植物志》中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做出了特殊贡献。”
  时年,吴征镒已经是90高龄。人们在为之欣喜赞叹之余,不禁问,以吴老的高龄,是如何完成这皇皇巨著的呢?
  我们无须回溯吴征镒漫长而辉煌的科研经历,仅他制作的一套卡片,就足以让我们明了。这就是被我国著名土壤学家李庆逵院士称为“足够两个学部委员”的卡片——中国植物卡片。
  这套卡片如今堆放在吴征镒的资料室内,是吴征镒耗费10年心血整理出来的。它竟多达3万余张,放满了整整80个标准卡片盒,重达300公斤!
  全套卡片囊括了当时发表过的所有在中国发现的植物的拉丁学名、发表时间、文章名、发现者、标本号和模式标本照片……卡片上,吴征镒用工整的蝇头小楷详细记录了每种植物的来龙去脉,这成为编著《中国植物志》最基础的资料之一。
  正是凭借这样的艰辛努力,70多年来,吴征镒院士参加并领导中国植物资源考察,开展植物系统分类研究,发表和参与发表的植物新分类群1766个,涵盖94科334属,其中新属22个,是中国植物学家里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
  此外,他系统回答了中国现有植物的种类和分布问题,摸清了中国植物资源的基本家底。《西藏植物志》《云南植物志》《滇南本草图谱》《新华本草纲要》……在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吴征镒著作等身。
  不懈的努力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吴征镒先后获得国家科技奖6项、国际奖1项及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等荣誉,并于2008年1月,登上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
  
  中国植物的“活词典”
  
  自从获得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消息一传开,吴征镒在昆明的家里便有了许多慕名前来拜访的客人。来人大都会惊异地发现,吴征镒家所在的这个居民小区草木扶疏,很多人家的阳台上都种了漂亮的花草。可这位一生研究植物的科学家家里却什么植物也没有种。显然,老人已然把植物都装在自己的脑中、心中。周俊院士曾评价说:“我想,对中国各地区各类植物类群如此熟悉的在今日之中国,吴老一人而已,他不愧是中国植物的‘活词典’”。
  1983年,吴征镒来到大英博物馆,英国人请他鉴定清朝时期驻华英国公使在中国采集的一些至今未能鉴定的标本。吴征镒一一认真观察后,用流利的英语说出了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学名,它们的科、属、种、地理分布,曾经记录过的文献、资源开发的意义等等,令在场的英国人赞叹不已。
  1989年,吴征镒的侄女吴萱和同事前往昆明出差,吴征镒热情地招待了她们,并带她们到昆明植物园参观。当时,不少工作人员都向吴征镒提出各种问题,吴征镒准备好很多小纸条,随手把答案写给询问者。无论什么样的问题,吴征镒都对答如流。吴萱感叹,叔父就像一台“电脑”一样,什么都记得。
  “天道酬勤”——吴征镒的博闻强记来源于无时无刻不进行的研究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天不工作,比什么都难受”。吴萱回忆说,几十年前,吴征镒经常到常州,和弟弟吴征莹相聚。让吴萱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吴征镒总是随身携带着一部照相机,走到哪里,拍到哪里,就算是看上去很寻常的花草树木,他也会仔细地拍摄下来。
  而中科院院士周俊则透露说,野外考察的时候,吴征镒不看天、不看山、不看景,一路上就低着头观察植物。有一次在云南文山考察,吴征镒在密林里跌了一跤。“跌倒了他不是想着马上爬起来,而是左顾右盼地观察植物。他忽然见到了一株白色寄生植物,迫不及待地拿在手里一看,就认出了是‘锡杖兰’,这可是在中国分布的新纪录!”
  吴征镒的女儿吴玉说,父亲工作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到了80多岁以后,还每天坚持工作5小时,早上3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到90岁以后,每天上午工作2个小时,下午工作1个小时,而且往往一周工作6天。
  “他常常坐在植物标本室里鉴定标本,一坐就是一整天,把‘吃饭’都当成了麻烦事,谁也劝不动。无奈,我不得不和妈妈订下计策,骗父亲洗碗,才能让他稍微活动一下。”
  武素功是吴征镒进藏考察的助手。从西藏回来后,组织上安排他们到青岛疗养。提起此事,武素功“诉苦”道:“那哪是疗养哟?吴老让我把在西藏获得的一大箱子材料和标本带去,一到疗养院,就一头扎进材料里。没有了会议和行政事务缠身,他一天到晚干得更起劲儿了,连午睡也没有了,我跟着他比在家里还苦呢!”但是,就这么“疗养”一个月,吴征镒编写出了《西藏植物名录》《西藏地名录》两部重要资料。
  
  创新是他科学研究的主线
  
  纵观吴征镒的科研生涯,我们不难发现,“创新”是他科学研究的主线,“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的真理在吴征镒这里再一次得到验证。
  研究植物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和利用植物资源。早在1956年,吴征镒就前瞻性、战略性地向国家提出“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倡议。
  1964年,吴征镒再次提出“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的观点,科学地划分了中国植物属和科的分布区类型并阐明了其历史来源,形成了独创的区系地理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这个观点推动了中国植物地理学全面系统的开展,并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大奖。
  1996年,吴征镒在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东亚植物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植物区,与泛北极植物区和古热带并列”的观点,引起了世界植物学界的强烈反响。新观点的提出是对世界植物区系分区系统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植物区系地理学派的形成。
  1999年8月,吴征镒怀着对中国生物科学发展的深谋远虑,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了一封信,建议:“十分有必要尽快建立云南野生种质资源库,对其中有近期开发价值的野生种质资源进行遗传背景的分析研究,提取DNA进行分类保存,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开发。”这个设想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的普遍支持。2004年,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被列入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建设计划。3年后,“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投入使用,使我国的生物研究在世界占据一席之地,为我国的生物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并对国民经济建设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这是吴征镒送给学生的一句教诲,也是他一生淡泊名利、严谨治学的写照。如今,岁至耄耋的吴征镒仍在忘我工作,并努力培养新人后学。吴老说:“我搞了一辈子的植物科学研究,今年93岁了,我感觉到学无止境,后来居上。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一定要在比我们还要艰难的路上去攀登。我愿意把我的肩膀提供给大家做垫脚石,我希望作为年轻同志能够比我们取得更重要、更进步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