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世人开始认识到，生物基因克隆和转移技术的发明，已使生物世界面临着一场空前重大的革命。
　　但是，人们也许还不知道，曾经有一名炎黄子孙在这场重大的生物革命中作出过关键性的贡献，并至今还在继续为推动这场革命的进展而努力奋斗。这名杰出的炎黄子孙，就是现正担任着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主任的美籍华人辛世文。
　　
　　一
　　辛世文1942年出生于广东湛江，1954年随父母到香港，入协同中学就读，继而考入香港中文大学的亚新学院学生物。1966年毕业后教了一年中学，再进香港大学，1970年获硕士学位，随即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197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嗣后，他先后受聘担任威斯康辛大学助理研究教授和美国ARCO植物细胞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首席研究员和分子生物研究室主任。这期间，他曾深入巴西热带雨林，通过艰苦的采集，获得了富含甲硫氨酸的典型植物标本——巴西豆。回到美国的研究室里，他夜以继日地设计实验，深入研究，终于在1980年提取、并克隆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植物基因，同时第一个发现植物基因亦含插入顺序而被国际同行誉为克隆植物基因之父；不久，他又将克隆出来的巴西豆高甲硫氨酸基因成功地转移到其它植物，从而在全球首次证实转基因可增加植物甲硫氨酸含量及营养。
　　辛世文的科学发现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用实验表明了人类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意图任意设计“制造”植物的童话已不再是天方夜谭，一个由人类充当“造物主”的时代已经到来。因此，便有人戏称他干的是“近似上帝的工作”。但他本人却否定说：“我们做科学家的，只是分析基因，设计基因，改变基因，但不能创造基因。创造基因的，才是上帝。”
　　应用基因转移技术于农作物生产，人们将可以从自然基因库中提取某些抗旱、抗虫、耐瘠基因注入选定的优质作物，使这些作物不需使用除草剂、杀虫剂，甚至不必施肥和浇太多的水就能获得高产。人们还可以将牛的基因转移到大豆，将蝎子的基因转移到粟米，将人的基因转移到鱼类……总之，可以不受物种限制，随心所欲地组合出符合人类需要的各种新作物。在发达国家的生物实验室里，这些玩艺儿早在5年前就已经被生物学家玩成了正果；其中有相当一批如转基因大豆等等，已经走上了人们的餐桌。
　　辛世文提取的第一个植物基因，两年前已被美国先锋种子公司以800万美元的高价买去，辛先生虽然仅象征性地分得一美元利润，但他获得了ARCO植物细胞研究所的优异研究奖。
　　1987年，辛先生因眼睛对美国大陆的豚草花粉过敏，发生红肿、疼痛等症状；同时，他对在ARCO植物细胞研究所从事完全以赢利为目的的应用研究也兴趣不高，而选择到美国受花粉影响最小的夏威夷大学担任教授，并继续进行转基因研究，不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二
　　辛世文加入美国国籍后，仍不忘祖国的养育之恩，对于祖国的科学事业一往情深。早在1980年，他就开始应邀担任了中国国家蔬菜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顾问和客座教授，后来更成为该中心的蔬菜种质课题副主任，为中国培训科技人员并开展合作研究。1990年之后，他又先后应聘担任了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业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客座教授，以及农业生物技术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植物细胞工程实验室科技顾问，并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植物生理所等众多单位开展着双边或多边的分子生物工程技术合作研究。1995年，他干脆远别妻儿，回到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担任专职讲座教授，并于1996年正式就任生物系主任。
　　辛世文是生物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研究领域的世界级杰出科学家，他的加入，给中国生物学界带来了生气，增加了一支重要的科研生力军。1992年，他代表夏威夷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和中国北京蔬菜中心合作的高赖氨酸蛋白改进谷物营养课题研究获得成功，致使三个单位共同获得一项美国专利。1993年，他发现云南中药马槟榔很甜，但又不含糖分，因而设想提取这种不含糖的甜素基因，并将其克隆转移到诸如西瓜等甜果中，以替换这些甜果中的糖分，使糖尿病人也能食用。于是，他再次与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北京蔬菜中心合作开展马槟榔甜蛋白基因分析及克隆研究，其成果又一次获得美国专利。1996年，他荣获国务院外专局给为中国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专家颁发的“友谊奖”及奖章。1998年，他与北京大学陈章良教授协调，合作建立了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植物基因工程联合实验室，开展联合研究，交流互动，共同开发生物技术产品，共同培养研究生等等，以促进中国的植物基因工程研究及其在农业、医学和环境保护中的应用。稍后，他又与袁隆平院士、陈章良和常镇汝教授联合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香港科学资助基金（简称中港基金），开展了水稻和大豆功能基因组研究。1999年，他再次与袁隆平院士携手合作，用分子遗传技术开展杂交水稻品质改良和用分子标志技术改进水稻形态、增进抗病能力的研究。1999年9月，由他挂帅申请的“植物与真菌生物技术”研究项目，经国际专家评审团评审通过，获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3880万港元的卓越学科拨款资助。2000年，他又参与创办了由中科院、香港中文大学及安信公司共同集资1亿元成立的“上海——香港——安信研究基金会”，并担任理事。最近，他还与上海植物生理所合作开展了水稻抗逆分子机制及应用研究。短短数年间，他已在中国现代分子生物工程技术研究领域刮起了一股强劲的科研旋风，必将对我国生物科研水平的提高和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产生重大影响。香港中文大学也因为他和杨振宁等一批杰出科学家的加入而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
　　为了回报祖国和母校，辛先生现在一家分居三地。他的夫人梁淑庄仍在夏威夷大学研究生物神经，儿子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医学博士；一家人一年只能见几次面。而且，他那双对花粉过敏的眼睛，在夏威夷本已康复，而现在在香港又开始有点过敏的症状了。对此，辛先生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承认，“这的确是很大的牺牲，不过，我们都很珍惜现在拥有的研究机会。我大约再过10年左右就要退休了，希望能够对中国将来的粮食供应有点影响。”
　　当然，中国（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港中大）各方面对辛先生的高度重视和求才若渴的礼贤态度，以及为之提供的广阔科研天地和美好的发展前景，无疑对辛先生也是具有吸引力的。
　　
　　三
　　转基因食物问题，现在已经闹得满世界纷纷扬扬，莫衷一是。绿色和平组织等一批国际反对者认为它将是世界的祸害，并迫使部分国家的市场和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采取抵制态度。一些神学界人士甚至认为克隆技术和转基因技术都是对上帝的亵渎；只有上帝才有“造物”的权力，人类擅自越权，必将遭受惩罚。
　　对此，辛世文教授毫不含糊地站在转基因食物的护法者的立场之上，为转基因食物进行着坚定不移的辩护。他说：“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应该预测到人类今天会做基因工程，也只有他允许，我们才做得到。”他认为“人类不会自取灭亡，科学家有良知，懂得自我约束，到最后，一种转基因食物能否入口，都是由人类决定的。”而且，转基因技术最终将使作物不用化肥、农药和除草剂，这将更有利于地球环境保护和人类食物安全。
　　辛世文教授还认为，21世纪的人类吃饭问题必将有赖于转基因技术来加以解决。现在世界人口每年增长2%，而粮食产量只增长1.1%，如不发展转基因食物，若干年后，粮食问题将使人类焦头烂额。有人跟他争辩说：“现在世界粮食不是不够，而是分配不均而已。”对此，辛先生有点光火说：“你不要给我侃政治，侃政治你要跟别个去侃。我是科学家，只是看整体粮食够不够。我只知道25年后，就算美国免费送粮食给非洲国家，粮食仍是不够。不够，就要发展生物科技。”
　　对于有人主张要等若干年后，人们能对转基因食物对地球和人类所造成的影响明确作出无害的定论时，才能允许转基因食物上市，辛教授反驳说：“我们要相信，科学家能够将转基因食物做到最好、最安全，就应该接受。每种转基因食物在上市之前都做过严密测试，保证对人体无害。难道什么研究都要等50年吗？一个人命有多长呢？来得及吗？有人说打手提电话会破坏人脑，难道我们全部停止不用吗？”
　　人们也许注意到，著名美国农业科学家、1970年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博洛格博士最近曾激愤地为捍卫转基因食物的声誉而慷慨陈词，仗义执言。他指出，转基因食物绝对是人类的福音而不是祸害。只有那些最无知的人才会反对科学的进步和科学家为改善环境、改善人类生存状态所作出的努力。事实上，现在反对转基因食物的人，都是一些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科学的馈赠而对地球上数以千万计的穷人的饥饿和疾患麻木不仁，对世界所面临的粮食问题，以及对基因和转基因食物本身一无所知的人。真正懂得基因，了解转基因食物的人则无不为这场造福人类的生物革命的到来而感到欢欣鼓舞。
　　博洛格博士的观点，无疑是对世界前沿生物学家辛世文等的重大支持。辛教授对此深表赞赏。为了实现发展的宏愿，他每天从早晨8点一直干到深夜，买了一辆轿车还从未开出过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门。最后，为了现身说法，他保证自己绝对敢吃转基因食物。
　　（责任编辑舒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