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草原曾经带给我们的美好记忆。”中科院植物所的潘庆民博士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见到的牧草都是稀稀松松的，高的也只是到膝盖。由于过度放牧和连年刈割，加之干旱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我国草原已严重退化。这位中科院内蒙古草原站的副站长不无忧虑地说：“我国有60亿亩草原，其中90％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之中。” 

　　草原生态在退化，科学家们很着急。从事植被生态学研究的中科院院士方精云就设想，把10％的水热条件较好的土地用来人工种草，同时对剩下的90％的草原予以保护和恢复。“人工种草的产量可达天然草场的10—15倍，并且可以种出优质饲草，完全能够满足牛羊的饲草需求。” 

　　这幅美好的画图能够实现吗？ 

　　“十二连增”背后的隐忧 

　　方精云院士的蓝图是根据我国农业、草业和生态发展的现实需求而描绘的。 

　　我国粮食总产量从2003年以来已实现“十二连增”，但其背后的隐忧却长期存在。方精云告诉记者，现在国产粮的成本居高不下，进口粮不断增加；国内粮食库存超负荷，粮价下跌，种粮户的收入减少；粮食虽然增产，但饲料用粮却缺口巨大，国内已出现用粮食作物当饲料的情况。这样粮食生产的高成本又推动了饲料价格的提升，养殖企业更愿意从国外进口饲料，这又进一步抑制了库存粮食的消化。 

　　在农业结构方面我们也存在诸多问题。粮食产量虽在攀升，但居民膳食结构却发生了显著变化，口粮消费逐渐减少（2014年仅占31％），动物性食品总消费量急剧增加。与这种变化不相适应的是，我国当前的农业生产还主要集中于种植业，畜牧业仅占到农业总产值的30%，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畜牧业产值均占50％以上。方精云认为当前我国还没有形成草产业体系。发达国家的集约化人工草地和饲料地占耕地总面积的20%—40％，而我国不足5％，导致我们只能依赖农区的粮食发展畜牧业。“我们必须改变农业种植结构，建设集约化人工草地，增加饲草在种植业中的比重。”方精云说。 

　　提出“草牧业”概念 

　　2011年，方精云牵头向国务院提出草业和畜牧业统筹发展的“草牧业”概念。经过理论的不断完善和丰富，2015年，“草牧业”终于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在各级政府、学术界和产业界广泛传播开来。 

　　方精云特别告诉记者，“草牧业”可以粗略地理解成是“草业”和“畜牧业”的合成词。“草”是“牧”的物质基础，“牧”是“草”的出口，单独强调哪一方面都不可持续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方精云提出了草原“90％和10％”的发展思路：在牧区，利用不到10％的水热条件适宜的耕地，建立集约化的人工草地，使优质饲草产量提高10倍以上，而对其他的90%以上的天然草地则进行保护、恢复和适度利用，提升草原的生态屏障和旅游功能。 

　　草场试验 

　　为了实现草牧业发展的设想，中科院与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合作在呼伦贝尔垦区开辟了“生态草牧业试验区”，从2005年开始，中科院先后有22个研究所的近200位科研人员在此试验。 

　　7月底，记者到呼伦贝尔农垦集团采访人工草场与天然草场的试验情况。在特泥河牧场的天然草场，稀稀松松的草大多也就20厘米高，并且杂草丛生，牛羊爱吃的羊草不多。而对照组，经过科研人员修复的草地里已有成片的羊草绿油油地随风飘动。中科院植物所副研究员陈全胜告诉记者，连年放牧，使草地的营养殆尽，“牧民们说草场的草长得越来越低，牛羊吃了不长膘，羊草也越来越少，杂草越来越多。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就是用营养回补草原，一方面把连年打草变为每年打2/3的草，或隔年打一次草；另一方面在草地施用尿素、磷酸二胺、微肥等。我们做过试验，每亩只施5—10元的肥，能增产50％以上，产草量由150斤增加到220斤。” 

　　修复的天然草场有明显改观，而人工草场也收获喜人。在谢尔塔拉第一农场，一片草地里种着密密麻麻的燕麦草，其高度有1米多。参加试验区项目的西南民族大学周青平研究员对记者说，人工草地的草产量能达到天然草地的15倍，其经济效益比种粮食还要高。 

　　数据显示，生态草牧业试验区建设项目开始到现在，已有6400亩天然草场采取了季节性休牧、牧刈轮替、肥水耦合措施；在人工草地建设上，谢尔塔拉农牧场、巴彦和欧肯河农场引进了12个燕麦品种，示范种植1350亩；谢尔塔拉农牧场还引进了8个苜蓿品种，示范种植1100亩。 

　　试验初步表明，以10％的土地人工种草，能够换取90％的草地修养生息，恢复生态。 

（原载于《科技日报》 2016-08-07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