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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植物考古学评述


  植物考古学在中国还是一门年轻的学问。虽然自20世纪50年代起考古学家和植物学家已开始关注考古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尤其是水稻等农作物遗存,但真正开展系统的植物考古学研究还是近十几年的事情。随着浮选法的推广,中国植物考古学研究,特别是植物大遗存的研究近年来有了较大的进展。不过,与欧美植物考古学相比,我国植物考古学目前仍处在初级阶段,在理论和方法上仍有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回顾欧美植物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借鉴其经验,反省其不足,对发展我国植物考古学有着重要的意义。关于北美植物考古学的发展历史见于诸多刊物文章、评论以及专著的章节,笔者在阅读北美植物考古学文献的基础上,试综述其发展脉络,以期对我国植物考古学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前言
  
  最早对考古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分析始于欧洲。1826年C.Kunth发表的对埃及墓葬出土的脱水植物遗骸的研究成果拉开了对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研究的序幕。1866年O.Heer对瑞士几处湖岸边的史前村落遗址出土的植物遗骸做了鉴定和分析。之后此类研究逐渐引起植物学家的兴趣。19世纪中叶许多学者相信在农业出现以前,远古的人类一定经历了一个采集阶段,古人通过对植物的逐渐了解,然后才开始有意识的驯化植物。但是对于古人到底是怎样了解和驯化植物的,他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依赖野生动植物作为食物来源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是不可知的。早期的研究使植物学家意识到年代久远的植物遗骸也可以保存下来,用于研究农业的发生、起源和发展。于是类似的工作在其他地区也逐渐开展起来。北美植物考古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荫芽的。
  北美植物考古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30年以前,植物考古学萌芽时期;二是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植物考古学形成时期;三是20世纪60年代至今,植物考古学的发展和成熟时期。
  
  一、萌芽时期:20世纪30年代以前
  
  北美植物考古学萌芽于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研究,即关于人类与植物之间关系的研究。北美史前民族植物学研究大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896年J.W.Harshberger根据他对Mancos Canyon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研究结果,首次提出“Ethnobotany”的概念,用以指代关于古代人类和土著居民对植物利用的研究。此时美洲印第安人对植物的利用在民族学和植物学界以及一些探险家当中都引起较大的兴趣,涌现出大量记载实用植物和各部族如何利用植物的民族学资料。早期欧美学者关于古代植物遗存特别是栽培作物的研究为达尔文、斯宾塞和摩尔根等人所提倡的进化论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尽管如此,20世纪30年代以前,考古遗址中出土的植物遗存并没有引起北美考古学者的特别注意。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址发现的植物遗存只有极少数被送到植物学家那里鉴定。在西南地区的干燥岩洞和东部山地发现的编筐、木器、干化的玉米穗轴得到保存,但更多的植物遗存被视为“垃圾”处理掉了。考古遗址中偶然发现的植物遗存被送到专业人员那里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例,如应W.C.Mills的要求,植物学家J.H.Schaffner鉴定了俄亥俄州的Baum Village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B.H.Young鉴定了肯塔基州Salt Cave遗址出土的人类粪便中保存的植物;W.H.Holmes研究了一些丘冢和石棚居址出土的纺织品以及陶器上的纺织品印痕;A.V.Kidder和S.J.Guernsey收集了北亚利桑那州出土的植物并把它们送到植物学家那里进一步研究。除此之外,整个北美地区很少有和科学的考古发掘结合起来的古代植物遗存研究。
  
  二、形成时期: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
   这一阶段是北美植物考古学的形成时期。20世纪30年代是北美植物考古学史上至关重要的十年。1930年,时任美国国家考古调查研究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ommittee on State Archaeological Surveys)的Carl E.Guthe明确意识到考古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重要性,公开邀请考古学家们发现的植物遗存送到密西根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鉴定。这些植物遗存最早是由密西根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杰出的民族植物学家Melvin R.Gilmore负责鉴定,随着送来的样品越来越多,1931年Volney Jones成为Gilmore的助手,而由于Gilmore的健康原因,Jones实际负责了大部分的鉴定和报告工作。
  随着密西根大学人类学博物馆这一项目的开展。对于考古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兴趣日渐增加。研究内容也越来越广泛。Gilmore对Ozark Bluff Dwellers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使他开始思考史前人类对当地植物种类的驯化问题。之后E.G.Wakefield与S.C.Dellinger从该遗址干尸内保存的粪便中提取出植物遗存,并分析了它们作为食物的实用价值。史前植物在农业起源和史前人类饮食的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20世纪30年代最有影响的工作是Jones关于肯塔基州Newt Kash Hollow遗址植物遗存的报道。在这一遗址中发现了一系列保存较好的干燥植物遗存,包括大须芒草(Andropogon furcatus))编织的睡垫和人类粪化石中保存的一些栽培作物遗存。大须芒草是一种代表开阔草地或稀疏丛林的指示物,它的发现说明在20世纪30年代当地的森林植被之前曾经有过一段时间这里覆盖着草地为主的植被。该遗址发现的木材中,以山胡桃木最为普遍,另外还有栗树和橡树,其它树种还包括岑树、机梣叶枫、漆树、白杨木等。Jones推测,该遗址很可能处于一个从草地到森林(或者相反)的植被转型阶段,并在当时考古学家根据文化遗存难以判断遗址绝对年代的情况下,推断该遗址当距今4000年左右。他还将粪化石用清洁剂浸泡后仔细将其包含物进行分类和鉴定,从中发现了假(Iva sp)、向日葵(Helianthus annus)、金黄草(Phalaris caroliniania)和藜(Chenopodiumsp.)等,并认为这些代表了当地栽培作物组合。虽然他的有些结论被后来的植物考古学研究重新反思,但Jones的研究不但提供了对各种不同形式保存下来的植物遗存处理的方法技巧,还从民族植物学、人类学和植物生态学等多重角度对其鉴定结果进行解释,突破了原来仅提供鉴定结果或简单推测植物用途的研究方法,强调植物本身的环境背景以及植物遗存的文化背景,实际上运用了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角度。
  Jones和Gilmore等人的研究为民族植物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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